关爱和先生《中国近现代文学论著五种》（包括《桐城派研究》《十九世纪中国文学思潮》《近代变革与文学转型》《中国百年学术与文学》《陈三立陈寅恪研究》），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24年3月出版。
2024年8月18日，“古典与现代：关爱和教授《中国近现代文学论著五种》学术研讨会”在河南大学金明校区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和河南大学师生30余人出席。与会专家学者对长期凝思于古典与现代之间的关爱和先生的学术成就予以高度评价。下面择要刊发部分专家学者的发言。
“古典与现代：关爱和教授《中国近现代文学论著五种》学术研讨会”合影
感谢各位师友参加今天的研讨会。我首先简要介绍一下《中国近现代文学论著五种》的写作与出版的基本情况。《十九世纪中国文学思潮》曾以《悲壮的沉落》为题，于1992年由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此次再版增补了部分内容。此书原为刘增杰先生1988年国家社科规划项目《19-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史》六卷本的第一卷。这次再版时，我将后来写作的多篇与该书主题相关的论文作为附录，以保持各卷字数的大致均衡。《桐城派研究》曾以《古典主义的终结：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学》为书名，1998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此次为修订再版。1993年，我以“晚清旧派文学研究”为题，申请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起初计划对晚清桐城派、文选派、宋诗派、常州词派进行整体性的研究，但涉笔至桐城派时，竟达30余万字，于是就以桐城派研究结项。《近代变革与文学转型》原名为《中国近代文学论集》，由本人五十岁前的论文结集而成，作为进入知天命之年的自贺，2006年由中华书局出版，采用繁体竖排出版，此次再版改为简体横排。《中国百年学术与文学》是我五十岁后的论文集。因为近十几年来承担《报刊史料与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与《中国文学学术现代化进程研究》两个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我个人的研究方向转移到报刊史料与文学学术史。《中国百年学术与文学》是上述课题研究成果的结集。《陈三立陈寅恪研究》的写作开始于2020年。陈三立是近代同光体诗派的领军人物，陈寅恪是清华学派的杰出代表。将陈氏父子放在一起研究，试图从晚清民国家族文化传承中，体味文学与学术的同与不同。《中国近现代文学论著五种》，记录着任访秋先生、刘增杰先生、赵明先生对我的培养，记录着众多师友对我的支持鼓励，也记录着我蹒跚学步的治学历程。关爱和先生之所以为“关”，其学术研究的关键，首先是做到了时间上的古今融通。也就是说，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都是其研究的对象，当然，落脚点就是两者的交汇点——近代文学。这和关先生早年从学任访秋先生有关。任先生在北京大学的研究生毕业论文是《袁中郎研究》，而其早年很有影响的著作是《中国现代文学史》。总结两者之间的联系，任先生曾在《中国新文学渊源》的《自序》中说：“即在于论述阐明从晚明到五四近三百年来中国进步的文学思潮发展的路径。”关先生追随任先生攻读硕士学位，专业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论文却是《桐城派研究》。其着眼点则是“古典主义的终结：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学”，是将桐城派的研究置于新文学的背景之下。所以，关先生的学术起步，就是古今融通的。这造就了关先生广阔的学术视野。嗣后，其《十九世纪中国文学思潮》，是对古今之交文学的古今之变，通过微观的梳理从而得出宏观的结论。而《陈三立陈寅恪研究》，虽然研究对象是父子两代人，但就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而言，却代表了新与旧的传承。所以，关先生对他们的认识，是古典主义创作的终结和现代意义学术的启航。其次，关先生之“关”，还在于空间上的“学文兼治”。承上所言，这五种著作中，《陈三立陈寅恪研究》是最新的成果，也最能代表关先生的“学文兼治”。我们确定陈三立的身份，是诗人——同光体的代表诗人，代表着五四之前一段时间内诗歌创作的最高成就。陈寅恪在现代中国学术史上开拓性的意义自不待言。关先生自称是书为“急就章”，但其于陈寅恪研究的精到，堪称“陈学”的最新成果。是可见关先生的眼光，并不局限于文学范畴。我和关先生相识相交四十多年，切磋学问，相得弥彰。当然，更多是我得其教益。衷心祝愿关先生生命之树和学术之树长青。王达敏（安徽大学文学院特聘教授，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关爱和教授1984年在任访秋先生指导下开始从事桐城派研究，迄今整整四十年。四十年间，他撰有研究桐城派的专著《古典主义的终结：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学》，撰有研究桐城派的论文十余篇。在漫长的学术生涯中，他以斐然可观的成就引领、推动着桐城派研究向前发展。关爱和教授把桐城派与唐宋八家视为一个整体展开研究。他认为，桐城派是“中唐以来古文一派的殿军”。故而，他的桐城派研究论著是从阐述唐宋八家落笔。唐宋八家是桐城文统的核心。桐城派崛起文坛后，不少学者即把它视为唐宋一脉。但是，百年来，研究者往往就桐城派论桐城派，少有人将它与唐宋八家融为一体进行探索。关爱和教授将唐宋八家与桐城派打并一处，在长时段中进行综合考察，这就使他的桐城派研究赢得了历史的深度。关爱和教授研究晚清桐城派，对曾国藩文学集团用力最勤，所取得的原创性成果至多。例如，他认为，“战争以绝对的权威支配着咸同之际的文学空间”，他由此把曾国藩及其弟子的文学活动放在战争环境中进行论述，战争元素的引入为研究曾国藩文学集团开拓出一片新的天地。又例如，在论述曾国藩的文道观时，他认为：在曾国藩看来，与其“学行程朱，文章韩欧”两下兼顾以致无可怡悦如方苞，反不如痛下决心，扫荡旧习，赤地新立，做一回堂堂正正、无所羁绊的古文家，也许别有一番酣畅，别有一番文境。桐城派正是从曾国藩开始，“下定了与徘徊于义理、辞章之间顾此失彼的尴尬与痛苦告别的决心”。这一斩钉截铁的论断可谓石破天惊。曾国藩的新论斩断葛藤，上承姚鼐在《古文辞类纂》中纯化古文的努力，为桐城派古文开辟了一条通向现代散文的康庄之道。关爱和教授受桐城派影响至深。数十年间，他既继承了桐城派与时俱进、经世致用、感时忧国的精神，也继承了桐城派言必有据的为学理路，更继承了桐城派典雅简洁的文风，他的著作因而呈现出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合一的风貌。《古典主义的终结：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学》初版书影河南省“中原文化名家”专项资助项目支持的关爱和先生《中国近现代文学论著五种》，汇集了作者从1980到2022四十余年关于近现代文学的论著。河南大学是近代文学研究的重镇之一，关爱和教授从年轻时为自己设立了一种学术目标：打通近现代。爱和教授不大喜欢玩弄概念来支撑自己的言说，他的文学史观是“通”。从他的起始研究就不大关注是近代还是现代，他更关注文学的源与流；他不仅在思考现代文学之源，还在考虑晚清文学更早的思想、文学资源。畅论社会思潮与文学思潮是爱和教授的学术特色之一。这种沿波讨源，贯通古代、近代、现代的治学思路，犹如其学术之轴；他的工作重心会发生变化，他的研究对象会不断更新扩展，但其轴心没有变。爱和教授以陈三立、陈寅恪两代人之间的角度，观察中国现代文学与学术的承续，不能不说是一个十分奇妙的思路。文学与学术在陈三立、陈寅恪父子之间，一个近代，一个现代，就是这样贯通了古今与东西。爱和教授“通”的文学史观在陈氏父子的研究中得到了极好的展示。关注文学思潮，拈大题目，文章可以做得纵横捭阖，汪洋恣肆，但容易陷入另一个缺陷，就是浮泛。为了克服这一问题，爱和做了大量个案研究，这些为他的宏观研究奠定了基础，做到言之有物，独见频出，吉光片羽，夺人耳目。爱和教授论著的这种透彻、透辟、透亮的效果，在年长以后愈发突出。关于陈三立，当下论著不少，如何能把散原先生从纷繁的历史烟云中拎出来、写活了、说对了，鲜有人能做到。而他开篇就把读者带入散原先生的生命之中，对陈三立的时代、遭际、境遇、情怀、使命作了全面透辟的概括。爱和教授对文献的解读中，包含着他对历史的再发现，治学的动人心魄处此为一端吧。爱和教授的论著兼具现代文学研究的高蹈，也有古典文学的矜重，或可借用陈寅恪先生“不古不今之学”的自评比附其特色。莫非是浸淫转型期文学已久，治学者的学术气质，在潜移默化中沾染了研究对象的特色？爱和兄出版《中国百年学术与文学》时，邀我作序，我在序中对其学术研究进行了阐述与评价。这里我想就爱和兄的研究对于近代文学学科建设的价值与意义谈几点看法。中国近代文学学科发端于1980年代初在开封举行的第一次全国近代文学研讨会。此前，它处于古代文学的末尾和现代文学的开端，未受足够重视，也尚未成为独立的学科。历经40余年发展，已形成自己的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特定研究对象及相关思想与方法，丰富了中国文学学科并对其他学科产生影响。四十多年来，关爱和教授对中国近代文学学科的建设与发展贡献巨大。在学科发展的各个阶段,他的文章著述在研究对象的深入、研究视野的拓展、研究规范与方法的建立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对桐城派、旧派文学，以及近代文学与现代文学关系等的研究，有力推动了近代文学学科的发展。首先，他确立了一套思想方法和研究路径。作为任访秋先生首位近代文学专业研究生，他深受任先生文史兼修、古今不隔研究理念的影响，并在传承中有所超越。从他的五种论著中可以看出，他将文学置于思想史和学术史的宏大背景下探讨、审视、分析和阐述，研究视野开阔，体现了古今不隔的理念。爱和兄为任先生文集撰写的序中，对任先生的研究曾作如下评论：“贯通古今的学术视野”，“求真与明变的学术维度”和“倚重思想史、学术史解释文学史的理路与方法”。这些不仅在爱和兄的研究中得以继承，而且他已经将其发扬光大，在新的历史与文化视野下实现了超越。其次，他的大文学史观使他能够对文学进行多维度、多角度的审视和判断。他认为文学研究不应局限于单一的社会学或审美方法，而应与社会、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审美等相结合。他坚信文学是历史的一部分，是人类精神文化活动的产物，文学展现了特定时期人类精神存在的思考。《中国近现代文学论著五种》的出版，有两个标志性的意义：一是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四十余年所走过的路已经刻下了深深的历史足迹，以爱和兄为代表的学人使近代文学研究蔚为大观，足以与其他学科相抗衡；二是爱和兄对自己以往的学术之路作了一个小结，为今后更上层楼打下了更加坚实的基础。对他这五种著作的出版进行评论和总结，也是对这些年近代文学研究的总结。在近现代文学的研究道路上，关爱和兄、袁凯声兄和我三人共同追随任访秋先生、刘增杰先生、赵明先生学习，作为大师兄的关爱和无疑是我们的学术大哥。1983年爱和兄以曾国藩和中后期桐城派作为硕士论文选题。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曾国藩和桐城派都还是被否斥的对象，做这个课题是既需要学术功力更需要学术勇气的，爱和兄知难而上、鼓勇而行，做出了一篇出色的论文。这篇论文很快就在《文学遗产》发表，一篇硕士论文能在这样高级别的刊物发表，在当时的河大是一件很轰动的事，对作为师弟的袁凯声和我是巨大的鼓舞和亲切的启示。我们读研究生的时候，任先生正致力于近代文学的研究，通过近代文学上下贯通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爱和兄不仅是门弟子中最能传承任先生学术衣钵的人，而且在长达四十年的学术生涯中，爱和兄对任先生的学术做出了出色的发展和完善。任先生大半生在战乱与动乱的艰苦岁月中笔耕不辍，学问诚然贯通古今，但也因为艰难时世的种种条件的限制，任先生的学术论著大都是急就篇，难免有些粗疏。爱和兄则将任先生的学问进一步向精细、严谨发展，在近代文学研究上展现出更广阔的视野和专业化的深度，这点是非常了不起的。特别是他对桐城派的研究，既传承了任先生的学术脉络，又有创新与深入。这对我们这些后起的学弟也有很大的鼓励和推动作用。就我自己而言，就是受关师兄的鼓励，才选择了现代抒情小说这样一个比较难的课题做硕士论文，论文答辩后，也是在爱和兄和凯声兄的极力鼓励下，才投稿给《文学评论》。这是我永远感激的。爱和兄毕业后留校工作，先后担任系主任、副校长、校长和书记，依然能在繁重的管理工作之余，静下心来深入研究，在顶级学术刊物上发表多篇重要文章。退休后也没有闲下来，最近三四年又推出了两本著作，一本是《中国百年学术与文学》，另一本是最近出版的《陈三立陈寅恪研究》。如今爱和兄当之无愧地成为近现代文学研究的代表性学者。行政管理工作，在爱和兄是应师命而为、为学科点而当，学术才是他执着的真爱。他这种对学术的热爱与坚持实在令人敬佩。爱和兄着重研究的近代这一段的历史与文学充满沉重与悲壮，他的述学文体则庄重雅洁，显然受桐城派古文的影响。在我们这一代学人中有自己独特的述学文体的人并不多，也因此，爱和兄典雅的述学文体是特别引人瞩目的存在，具有很强的风格辨识度。典雅的述学文体无疑是爱和兄渊博的学术修养和稳重的人格修养的反映。作为学科的近代文学成熟于20世纪80年代，河南大学在近代文学的学科建设及学术研究起步早，成果丰富，影响较大。任访秋先生和其弟子关爱和教授的近代文学研究均具有广泛的影响。尤其是在以学位点建设为龙头的学科建设方面具有重要意义。1998年，河南大学成为全省唯一的博士点申报单位，且只有两个专业申报名额，学校研究决定申报专业为文学院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和外语系的英语专业。形势逼人，全省、全校都在关注，必须成功，不能失败，压力很大。我当时在文学院主管学位点工作，深知申报过程非常不易。当时我们要竞争比较的几乎全是985高校。当时的评审专家质询：你们学科点的特色是什么？与其他学校专业比较如何？我概括了几点。其中主要特点之一是河南大学的新文学渊源研究。关爱和教授当时已经出版了两部近代文学研究专著：《悲壮的沉落——19-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史（第一卷）》和《古典主义的终结：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学》。以关爱和教授为学科带头人的河南大学近代文学研究，立足于现代文学渊源，近现代文学研究打通，特色鲜明，得到了专家的认可，并给予高度评价。1998年，河南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点博士点申报成功。2000年，古典文献学博士点申报也成功了。后来学位政策规定，只要有两个博士点，一个文学，一个是语言，就可以申报一级学科博士点。于是，河南大学文学院语言文学博士点顺利升级为一级学科，博士点一下子增加了七八个，文学院的学科建设跨上了更高的平台。回望历史，文学院的学科建设从筚路蓝缕到蓬勃发展，关爱和教授的近代文学研究对现当代文学学科点的支撑以及学科建设无疑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关爱和老师的学术研究特色，首先体现为一种上勾下连的历史意识。河南大学（中国文学学科）的近、现、当代三个板块各有特色，关老师专注于最前端的近代文学研究，却又没有将其悬搁于独立的空间中，而是与古代和现代、当代相疏通。这种研究方式与河南大学的学科发展相互促进，使河南大学的现代及当代文学研究具有历史深度。其次，关老师的选题和问题意识，体现了对近现代交叉之际大关节、大肯綮的把握。他的研究对象都是近现代文学过渡阶段的关键人物，如龚自珍、梁启超、王国维、严复以及陈氏父子等。这些关键人物和时代思潮在历史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在我看来，留心历史细节，承认其偶然性固然重要，但更要抓住构成历史、疏通历史的关键节点。关老师对这些关键人物的把握，昭示着他具备攀上历史高峰的能力，也体现了他学术研究中深厚的历史感。再者，关老师采取实证研究思路，将多个历史领域问题——如社会、政治、军事、思想、学术和文学史——综合分析。特别是他近期将学术史与文学史结合，产出的国家重大项目最新成果，突出展现了这种实证研究的能力。最后，关老师典雅的文风，也构成其历史感的一部分。他将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交互为用，使文章呈现典雅的风格；这不仅是他深厚学养的体现，也与其历史感相得益彰。综上所述，关老师的学术特色以深厚的历史感为核心，通过上勾下连的历史意识、关键的选题和问题意识、实证的学术方法以及典雅的文风四个方面得以展现。他的学术成就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也激励着后学在学术研究中不断探索。以《中国近现代文学论著五种》为显著标志的关爱和教授的近代文学研究，表现出一些显著特点或突出个性，足以在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学术史上占有一席重要地位。一是自觉的难度意识。关爱和从来不做那些没有什么难度和挑战性、也没有什么价值和意义的研究，而总是敢于面对有相当难度、具有突出挑战性、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的研究选题。二是长远的建设意识。从关爱和四十多年的近代文学研究路程中，从这五部研究著作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他从起步到逐渐成熟、并走向学术高峰的不平凡历程，体现出自我锻炼、自我培养的建设意识和发展能力，也体现出基于高远学术追求、长期学术规划、广阔学术锻炼和多样研究实践、长远学术发展的建设意识。三是圆融的贯通意识。关爱和在扎实可靠的文献基础、清晰而强烈的理论意识的双重支撑之下，以广阔的视野与追求、贯通的视野和能力，在近代文学及相关领域的多个方面进行艰苦执着的探索，并取得了多方面的学术成就。四是高远的前瞻意识。对于自我学术成长、发展和完善的长远规划，对于自我学术路程、学术追求与学术理想的前瞻，尤其是通过持续追求和努力，将这种规划性与前瞻性转变为实践性、现实性的意识和能力，所表现出来的前瞻意识和高远眼光、预见性和应变能力，是关爱和的近代文学研究的又一个显著特点。五是果敢的引领意识。关爱和的近代文学研究，表现出突出的引领意识和规划能力，自觉通过学术研究、学术成果、学术活动等多种方式和途径对近代文学研究学科方向、学术热点进行引领，对近代文学学术研究未来发展方向、创新可能进行引领，反映了新时期以来近代文学研究走向自觉与自立、成熟与发展的学术追求和演进方向。假如把鲁迅、周作人、胡适、阿英等视为近代文学研究的第一代学人，把钱基博、汪辟疆、季镇淮、钱仲联、任访秋等视为第二代学人，把邓绍基、管林、钟贤培、王俊年、郭延礼、黄霖等视为第三代学人，那么，就可以说关爱和是近代文学研究的第四代学人，而且是第四代学人的杰出代表。近代文学研究第四代学人的出现、成长和取得的成就、做出的贡献，可以作为一种重要的教育史现象、学术史现象进行考察和评价，其间的学术史经验值得仔细总结、认真记取。拜读关老师的著作，感触颇深。我想以“有思想”与“高格调”概括自己最直观的感受。具体我想从四点概括关老师这套著作的学术特点。首先，将宏通的视野和精深的挖掘相结合。学术研究中，宏通视野有助于全面理解学术领域，把握研究方向。但仅有宏通视野而缺乏精深挖掘，就易陷入假大空的境地；反之，只专注于精深挖掘，又易使研究缺乏整体感。关老师的著作巧妙融合二者，既全面宏阔，又精察洞微，有深度，也有宽度。其次，典型个案的研究、重要专题的研究和宏观格局的通论三个层次相贯通。这三个层次各有其价值：个案研究能深入地剖析具体的问题；专题研究系统地分析特定领域；通论研究则高屋建瓴，整体把握。关老师的著作将这三个层次相结合，通过个案研究引出专题问题，进而上升到通论层面，帮助读者全面认识近代文学学术问题，很有意义。其三，真正贯彻了古今演变的学术研究新思路。章培恒先生20余年前提出“古今演变”治学思路，具有扭转学科格局的意义，影响甚大。关老师的著作承续了这一思路，以新视角理解近现代文学的沿革因变，贯通古代与现代，表明了现代文学是古代文学的巨大飞跃，古今文学间具有紧密的联系。最后，坚持大文学观。这是一种真正契合近现代文学实际的文学观。关老师的著作从社会、历史、文化、教育等多方面研究近现代的“大文学”现象，全面展示近现代的文学风貌。总之，关老师的学术著作以宏通与精深兼备，个案、专题与通论研究结合，古代与现代贯通，坚持大文学观等特点，为学界提供了精彩的思想盛宴和重要的学术参考。本文为中华读书报原创作品，如需转载请留言。欢迎转发到您的朋友圈。
